专家表示，农户是农产品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，是农业价值链上利益与风险的汇聚点。要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，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不吃亏，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。
破解种粮收益低难题
比较效益是种粮积极性的源动力。种粮比较效益低，一般家庭仅靠种粮实现致富比较难。
近年来，我国不断强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，重点从价格、补贴、保险等方面强化政策举措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，让农民种粮有钱赚、能得利，为粮食持续稳产增产提供政策支撑。然而，当前种粮面临“价格失灵、政策失效、动力失势”的风险隐患。《决定》提出，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，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。
中国农业科学院原相关负责人认为，当前我国农户种粮效益低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。一是农药、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，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增加；二是粮食销售价格下降；三是农业技术推广、植保服务、农机服务等多元化服务费用，再加上贷款、保险、信息、品牌等服务，“啃”掉一部分收益。在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下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难度不断加大。
提升种粮农民效益，亟需有效的政策调控工具。张合成认为，要充分发挥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作用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，带动各类经营主体提高新粮收购价格。提升农业补贴的精准性、实效性，确保补贴花在刀刃上，有效带动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。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，鼓励银行、保险、物流、交通、信息、技术推广等行业国有企业实质性扩大乡村基层服务网点的密度，降低农业领域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的成本。健全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制度体系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。
推动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
2022年以来，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，我国粮价下降，成为影响农民种粮收益的重要因素。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，关键在于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，既要注重充分发挥市场在粮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又要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，不断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，防止“谷贱伤农”。
面对粮食丰收、价格下行的严峻形势，我国充分发挥储备粮“丰则贵籴，歉则贱粜”的调控作用，增加2023年产玉米和2024年产小麦收储规模，对稳定市场预期、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今年1月以来，中储粮在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内蒙古累计布设收储库点145个，有力发挥市场“风向标”作用，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，促进玉米价格止跌回稳。夏粮收购期间，中储粮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湖北等8个主产省（区）小麦主产区全面增加新季小麦收储规模，目前已启动收购库点347个，基本覆盖了小麦主要产区，以稳价收购的方式，有效引导市场预期，助力守住农民“种粮卖得出”的底线。
在粮食连年稳中有增的情况下，粮食进口对国内粮价也产生一定影响。专家认为，粮食进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。要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，切实兼顾平衡好进口需要和国内供给关系，防止低价粮食大量进口冲击国内粮食产业安全。
完善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
我国粮食产业链条短、产品附加值低，是导致粮食经济效益低的重要原因。《决定》提出，壮大县域富民产业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，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。
提升农民种粮收益应以粮食加工业为引擎，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用，全产业链上下联动，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做大做强特色优势食品产业。创新农业经营方式，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，确保农民持续获益。
当前，我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存在土地经营规模小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、经营效益低下等问题。《决定》提出，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，深化承包地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分置改革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。完善农业经营体系，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农民合作经营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。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深化“三权分置”改革，促进土地有偿流转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化、规模化、机械化水平，提高土地经营效益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。外出务工的农民可实现“离乡不离地，不种有收益”的打工收入和土地收入“双丰收”。
要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，把产业链延伸环节更多留在乡村，有利于农民就近就业、就地致富。要进一步完善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，鼓励采取固定分红、收益兜底、利润返补、二次分红等混合式的价值分享模式，让小农户分享产业增值收益。各类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要规范化、具体化、制度化，应将土地租金与股权分红、产品售价与溢价分红、季节性就业工资与长期就业权益、政府补贴收益分配权益、金融支持政策分配权益等涉及企业、小农户收益权的政策固定下来，让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有预期，让农户跟着大户有奔头。
